从“法郎”上浅析《高老头》中的人物形象
从“法郎”上浅析《高老头》中的人物形象
唐璇 绍兴文理学院
摘要：“法郎”，这一承载着历史厚重感的货币单位，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不仅仅是一个冰冷的金属符号，它更是金钱与权力、欲望与冷漠的代名词。巴尔扎克笔下的《高老头》深刻描绘了19世纪法国巴黎社会这样一个将“法郎”视为至高无上价值标准的世界。在这部文学巨著中，“法郎”不仅仅是流通的媒介，更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揭示人性复杂面貌的关键线索。在这个唯“法郎”是图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甚至是至亲间，只有金钱才能够给予温暖。本文着重关注《高老头》中出现的“法郎”，透过“法郎”浅析隐藏在其之下的各色人物形象，感受作者对社会的讽刺与批判。
关键词：《高老头》 法郎 巴尔扎克 人物形象
《高老头》是巴尔扎克的一部批判现实主义佳作，讲述了19世纪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在金钱被严重异化、利益至上的时代背景下，一个靠金钱溺爱女儿，最终又因金钱而被女儿抛弃的父亲的故事，深刻地揭露了在金钱的支配下资产阶级的道德的沦丧和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无情，“书中微缩了金钱主宰一切的时代图景”[1]。小说中多处出现“法郎”这一意象，或是其所代表的金钱物质。作者通过对金钱具象化的浓墨重彩的描写，展示出对当时社会风气的辛辣讽刺与深刻批判。笔者将围绕“法郎”这一贯穿全文的线索展开具体探讨，探索“法郎”之下不同的人物形象及其性格特点。
一、高老头无底线提供“法郎”以爱女的悲剧
高老头是一个在饥荒时期靠贩卖面粉而发家的商人，他对女儿怀有不可抑制、近乎病态的父爱。为了女儿，高老头乐于牺牲自己来满足她们的种种奢望，被压榨出了身上所有的“法郎”，以至于他从一开始的“满不在乎的阔气”到最后成为“最忧郁的一张脸”。
高老头搬进伏盖公[]寓后，一共住过三等不同级别的屋子。关于房费，巴尔扎克也进行了细致的描述。高老头刚进伏盖公寓时，巴尔扎克是这样描述的：
他先住古的太太的那套房间，每年付一千二百法郎膳宿费，那气派仿佛多五个路易少五个路易都无所谓。（高，200）
高里奥搬来的时候箱笼充实，里外服装，被褥行头，都很讲究，表示这位告老的商人很会享福。十八件二号荷兰细布衬衫，教伏盖太太叹赏不臵，面条商还在纱颈围上扣着两支大金刚钻别针，中间系一条小链子，愈加显出衬衣料子的细洁。他平时穿一套宝蓝衣服，每天换一件雪白的细格布背心，下面鼓起一个滚圆的大肚子在那儿翕动，把一条挂有各色坠子的粗金链子，震动得一蹦一跳。（高，201）
巴尔扎克连续用“一千二百法郎”、“多五个路易少五个路易”、“十八件”、“金刚钻别针”、“粗金项链”等多个货币金钱物质描写，可见高老头刚住进伏盖公寓时是何等阔绰与风光。可在“第二年年终”，高老头自愿将住房条件“降级”：
（高老头）要求搬上三楼，膳宿费减为九百法郎。他需要极度撙节，甚至整整一冬屋里没有生火。（高，206）
在“快满第三年的时候”，高老头又将膳宿费降低，此处巴尔扎克还附上了一段高老头的外貌描写：
高老头还要节省开支，搬上四层楼，每个月的房饭钱只有四十五法郎了。他戒掉了鼻烟，打发了理发匠，头上也不再扑粉。高老头第一次不扑粉下楼，房东太太大吃一惊，直叫起来；他的头发原是灰中带绿的腌臜颜色。他的面貌被暗中的忧患磨得一天比一天难看，似乎成了饭桌上最忧郁的一张脸。（高，209）
从一开始“一千二百法郎”一年的膳宿费，到后来“九百法郎”每年的膳宿费，最后降到每月“四十五法郎”的房饭钱；从一开始“很会享福”的模样，到后来成为“饭桌上最忧郁的一张脸”，都可见高老头日子过得越来越难堪与暗淡。可一个原本腰缠万贯的大商人，为何会在短短三年沦落到如此地步？是高老头“过分”的父爱造成了这个结果。高老头搬进伏盖公寓，歇了生意，就是为了两个女儿的体面；为了替女儿还债，他当卖了金银器皿和亡妻的遗物，出让了养老金，弄得身无分文；最后，仍然是为了给女儿弄钱，他竟想去“偷”、去“抢”、去“代替人家服兵役”，去“卖命”、去“杀人放火”。“他的父爱毫无原则、没有底线，甚至可以说是金钱的堆砌。”[2]这早就已经不是健康的父爱了。而这畸形父爱的源头，归根到底还是来自于这个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的社会。这样“过分”的父爱，一早就有体现。巴尔扎克在小说中借助他人之口，描述了高老头对两个女儿自小的教育：
富有每年六万法郎以上的进款，自己花不了一千二，高里奥的乐事只在于满足女儿们的幻想：最优秀的教师给请来培养她们高等教育应有的各种才艺；另外还有一个做伴的小姐；还算两个女儿运气，做伴的小姐是一个有头脑有品格的女子。两个女儿会骑马，有自备车辆，生活的奢华象一个有钱的老爵爷养的情妇，只要开声口，最奢侈的欲望，父亲也会满足她们，只要求女儿跟他亲热一下作为回敬。可怜的家伙，把女儿当作天使一流，当然是在他之上了。甚至她们给他的痛苦，他也喜欢。一到出嫁的年龄，她们可以随心所欲的挑选丈夫，各人可以有父亲一半的财产做陪嫁。（高，265）
高老头每年有“六万法郎以上”的进款，可他自己却“花不了一千二”，高老头将自己的钱全部花在了两个女儿身上。高老头为自己的女儿请最好的老师，立志于把她们培养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金凤凰”。事实上，高老头的父爱并不单纯，而是带着复杂的阶级性，带有资产阶级的金钱色彩。高老头怀着往上爬的虚荣心，希望自己的女儿以后可以找到一个上层社会的“好丈夫”，某种意义上来说，高老头是把对女儿的“爱”作为攀援名贵、抬高地位的手段。由此，高老头自身的结局也难逃悲剧命运。高老头的惨死，是由于他心理偏执的近乎疯狂的父爱，也是这个金钱至上的社会的错。
高老头对两个女儿的爱已经超出了常理，因拿不出“一万两千法郎”而惭愧，只为了女儿可以“花枝招展”地去出风头；临死前，他“一个钱都没有了”。他被两个女儿“预支了生命”。巴尔扎克通过一次又一次有关于“法郎”的细节描写，塑造了一个对女儿以畸形父爱、被金钱社会鞭挞的既可笑又可怜的人物形象。
二、阿娜斯大齐和但斐纳无止境挥霍“法郎”的理所当然
“固然巴黎妇女往往虚伪，非常虚荣，只顾自己，又轻浮又冷酷。”（高，400）引用小说中的这句话来概括阿娜斯大齐和但斐纳两姊妹最为合适不过。“亲情本是世间的一种淳朴和温暖的情感，然而小说中的阿娜斯大齐和但斐纳身上的这种亲情已经变质了，成为达到目的一件工具。”[3]高老头用最好的教育培养了阿娜斯大齐和但斐纳，用极高的嫁妆将两个女儿送入上流社会，可这两只“凤凰”飞上枝头后却一脚把父亲踢开了，只有当经济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才会想起父亲这个“提款机”。
为了小女儿但斐纳与情夫欧也纳的住处，高老头是这样做的：
“我就卖掉长期年金一千三百五十法郎的本金；拿出一万五存了一千二的终身年金，有可靠的担保；余下的本金付了你们的账。我么，这儿楼上有间每年一百五十法郎的屋子，每天花上两法郎，日子就过得象王爷一样，还能有多余。”（高，374）
高老头将自己的长期存款拿了出来，“一千三百五十法郎”和“一万五存了一千二”的高额数目与高老头为自己留下的每年“一百五十法郎”的房子和每天“两法郎”的用度形成了鲜明对比。而只有在父亲为自己花钱时，但斐纳才会发出“你才是一个真正的父亲”般的感慨。
同样，阿娜斯大齐为弥补丈夫“十万法郎”的亏空，向高老头开口要剩下的“一万二法郎”。为了帮女儿还钱，高老头开始卖餐具：
我还有银搭扣，六套银的刀叉，我当年第一批买的，最后，我只有一千两百的终身年金……
阿娜斯大齐对父亲身上有多少存款心中有数，是为了父亲这笔终身存款专门而来的，所以当她一听高老头拿不出这“一万二法郎”，便直接打断父亲的话，并带有气愤和不满的语气发问：
你的长期存款哪儿去了？
当阿娜斯大齐得知钱都去了妹妹那，便对妹妹说出了“你从来没有爱过我”、“我没有姊妹”这种话。两姊妹为了这“一万二”的法郎大吵一架，导致高老头气得脑溢血。可见在当时的社会下，血缘关系已经没有用了，金钱利益关系才是至上的。
娜齐只为参加一个舞会，只为在舞会上出风头，便拿走了高老头仅存的一些值钱的餐具去抵押。盛装艳服、穿金带钻的名媛舞会与高老头“马房”般的房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姊妹俩的钻石下面，他看见高老头躺的破床。”（高，412）姊妹俩穿着华服跳着舞，对即将病死的父亲不闻不问——这难道不是因为高老头现在“一个钱都没有了吗”？阿娜斯大齐和但斐纳将高老头的一切都给掏空了——高老头对她们来说已经没有任何的利用价值了。原本只需要嘴甜地叫几句“爸爸”，高老头就会想方设法给她们想要的一切，不管合理与否。而现在，高老头已经成了一个实打实的“叫花子”了。若是高老头临死前还留下遗产，阿娜斯大齐和但斐纳会不会流着泪来送终呢？巴尔扎克以尖锐的笔调，饱含讽刺地塑造了姊妹俩追求虚荣和名誉、不折不扣的拜金主义者形象和丧失人性的资产阶级荡妇形象。
三、透过“法郎”看配角伏盖太太的人物形象
伏盖太太作为故事发生的主要场所——伏盖公寓的主人，虽说是个配角，但也经常出现，起到推进故事发展的关键作用。伏盖太太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当时社会背景下大多数底层人民形象的缩影，她“做着一般巴黎小市民的黄金梦”。
伏盖太太对高老头的到来十分关注：
末了，伏盖太太那双喜鹊眼还瞥见一叠公债票，约略加起来，高里奥这个好人每年有八千到一万法郎的进款。（高，201）
伏盖太太暗地里观察着高老头，被他每年“八千到一万法郎”的进款所吸引，把高里奥看作是一个“十全十美的男人”——当然，这是伏盖太太认为高老头非常有钱时对他的看法，甚至将高老头作为推销自己公寓的“广告”。而当伏盖太太发现自己被女房客所骗时，她将这一切都怪罪在高老头身上，并且发现自己“嫁入豪门”的愿望破灭，她对高老头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从一开始的巴结讨好到后来与他人一起嘲笑讥讽。当高老头的膳宿费一次次地降低时，伏盖太太更是以尖锐刻薄的嘴脸对待他，从称呼的转变上也可见其唯利是图的虚伪。巴尔扎克生动地刻画出了一个贪婪势利的小市民形象。
“亏你想得出，干么不把整个屋子吃光了？两瓶香槟！十二法郎！我哪儿去挣十二法郎！不成，不成。要是欧也纳先生肯会香槟的账，我请大家喝果子酒。”（高，344）
房客们围坐在一起，吃菜喝酒，让伏盖太太拿两瓶香槟来，伏盖太太马上做出“干么不把整个屋子吃光了”的回应，连续的两个“十二法郎”的大叫，与连续的两个“不成”的激烈反应，“十二法郎”似乎能把她的命都夺去了一样，一个典型的吝啬鬼形象跃然纸上。
高老头最后快病死时，欧也纳和皮安训自己掏钱帮忙照顾着，希望能够给高老头换套干净的衣服和干净的床褥。而当伏盖太太看到他们想要这么做时，却说了这样一段话：
你们已经欠我一百四十四法郎，加上四十法郎被单，以及旁的零星杂费，跟等会儿西尔维要给你们的蜡烛，至少也得二百法郎；我一个寡妇怎受得了这样一笔损失？天啊！你也得凭凭良心，欧也纳先生。自从晦气星进了我的门，五天功夫我已经损失得够了。我愿意花三十法郎打发这好家伙归天，象你们说的。（高，431）
明知高老头已经是一个快要“翻眼睛”的人了，伏盖太太仍惦记着高老头欠下的膳宿费，甚至为丧葬所需的床单和蜡烛开价——欠下“一百四十四法郎”、被单需要“四十法郎”、蜡烛需要“二百法郎”，伏盖太太将每一笔钱都算得清清楚楚，既不乐意出钱，还把价格哄抬得极高，觉得自己遭受了天大的损失。维也纳为了帮高老头治病办理后事，将手表给当了，维也纳和安皮训倾其所有能勉强应对一切的开支；而伏盖太太只愿花“三十法郎”来打发高老头。强烈的对比之下，伏盖太太自私、卑鄙的形象令人不齿和侧目。
四、总结
巴尔扎克通过对“法郎”的一次又一次描写，在“法郎”之下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追根溯源，发现不同的人物之下隐藏着共同点——都是被这个万恶的社会所腐蚀，所有人的思想都是建立在金钱至上的价值观上的，“法郎”所代表的金钱成了人与人关系的纽带。“没有一个讽刺作家能写尽隐藏在金银珠宝底下的丑恶。”（高，414）巴尔扎克在小说中借欧也纳之口说出了自己的内心所想。巴尔扎克以讽刺的笔法描述了当时整个社会的丑态——上到上层社会，下到市民阶层，整个社会都弥漫着浓重的唯利是图的金钱观，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无情，以及金钱对人性的腐蚀和扭曲。
参考文献：
- 李思慧,席烁然.金钱的罪恶——从金钱至上观念中透视《高老头》中的悲剧意义[J],青年文学家,2024 (14).
- 戴佳琪.建立在物欲上的亲情——《高老头》中畸形的父爱[J],三角洲,2023 (15).
- 钟观凤.从《高老头》看妇女的异化问题[J],美与时代(下),2014 (09).
